文｜莫琳派森吉莉特 （Malin Persson Giolito）

譯｜郭騰堅

教 室

丹尼斯倒在左邊那排長凳上。一如往常，他穿著印有廣告的T恤，大賣場撿來的廉價牛仔褲，腳上的運動鞋鞋帶還是鬆脫的。丹尼斯是烏干達人。他號稱自己十七歲，看起來卻活像個已經二十五歲的肥男。他修讀汽修班課程，住在索倫蒂納1一座專收他這種「未成年」難民的寄養家庭中心。薩米爾就倒在他的旁邊。我和薩米爾同班；他通過了學校舉行的國際經濟與社會科學特殊課程檢定，我們才成為同學。

班導師克利斯特，就倒在講桌旁；他自命不凡，總想要「讓世界變得更好」。他的咖啡杯早已從桌上滑落，咖啡滴在他的褲管上。艾曼達就坐在不到兩公尺遠的窗戶下方，身體靠著暖氣架。幾分鐘前，她全身還是喀什米爾羊毛衣、白金鍊、涼鞋的打扮。她在我們接受堅信禮時收到的鑽石耳墜，仍然在初夏的陽光下閃閃發亮。但現在看到她，你可能會覺得她全身泥濘。我坐在教室正中央處的地板上。瑟巴斯欽，全瑞典頭號富豪克萊斯．法格曼的兒子，就倒在我膝前。

教室裡的這幾個人，很不協調。我們這些人通常不會一起混。或許會在計程車罷工時的捷運站月臺上，或是火車的餐廳車廂上遇到，但不會在教室裡。

一陣類似臭雞蛋的氣味飄過；灰濛濛的空氣裡，散發著濃濃的硝煙味。除了我以外，所有人都中彈了。我所受到的，不過就是一塊瘀傷。

案件代碼：B147 66審訊
地方檢察官 對瑪麗亞．諾貝里的起訴
開庭首週：星期一

1

第一次見到法院室內時，我覺得很失望。那次是我們班級旅行的訪程。我很清楚，瑞典法官不會是頭戴假鬈髮，身穿長袍的佝僂老頭；被告也不會是穿著橘色囚衣，嘴角噴著口沫，腳踝銬著腳鐐的瘋子。不過，我仍然很失望。那個地方，有點像社區醫院和會議中心的混合體。我們搭乘一輛散發出腳汗與泡泡糖味道的出租巴士，到達法院。被告滿頭都是頭皮屑，衣服皺巴巴，被指控逃漏稅。除了我們班（當然，還有克利斯特），旁聽席上只有其他四個人。但是那裡座位很少，克利斯特只能從外面的走廊多搬來一張椅子，才有位子坐。

今天，情況可不一樣了。我們身處瑞典最大的法庭。法官們坐在天鵝絨面高椅背的暗色桃花心木座椅上。正中央椅子的靠背比其他椅子的還要高。那是首席法官的座位，他被稱為「首席法官」。他前面的桌子上，擺著一把手柄包覆毛皮的大頭錘。每個座位前方都有細長的麥克風豎起。看似橡木製成的壁板，彷彿有數百年的古老歷史；這裡的「古老」，是正面的意涵。座位間的地板上鋪著暗紅色地毯。我從來就不想面對群眾；我從來不願加入聖露西慶典的唱詩班，或參加什麼才藝比賽。但現在，這裡面卻已座無虛席。而他們全都是為我而來；我就是焦點。

我身旁，坐著我那些個來自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辯護律師。我知道，桑德暨賴斯達迪斯這名字聽來很像一家古書店，店裡還有兩個大汗淋漓、戴單片眼鏡、穿絲質大衣的男同志，手提煤油燈，步履蹣跚，拍掉發霉書籍與動物標本上的灰塵。不過，他們可是全瑞典最專精於刑案辯護的律師事務所。一般刑事犯都只有一名疲倦不堪的公派辯護人；而我的律師則帶上了一整票興奮的職員，還穿著模仿秀演員常穿的那種西裝。他們在斯德哥爾摩舊城區艦橋路上一間超炫的辦公室，工作到凌晨時分， 每個人都至少有兩支手機，除了桑德以外。他們活像以為自己在演美國電視劇，用一副「我好忙，我很重要」的表情，吃著外帶的中國菜餐盒。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二十二名職員中，沒有人名叫賴斯達迪斯。叫這名字的人早就死了，想必是死於心臟病，死因想必也是「我好忙，我很重要」。

現在，我的三位律師都在這裡：名人彼得．桑德，以及他的兩位同事。當中最年輕的是個小妞，髮型凌亂，有穿鼻洞卻沒戴鼻環。也許桑德不准她戴（「馬上把這垃圾給我拿掉！」之類的）。我管她叫「菲迪南」。

菲迪南認為，自由主義就是一種髒話，比核能發電還要危險。她想證明自己的性別地位獲得提高，因此戴著惹人厭的眼鏡；她認為資本主義是我的錯，所以對我很厭惡。前幾次見面時，她把我當成機上一名瘋狂的時尚部落格作家，拿著一個保險已拉開的手榴彈。「好的——當然！」她說話時， 完全不敢看著我。「好，好——別擔心！我們會幫妳的！」感覺像是我在威脅：要是你們膽敢在我點的有機番茄汁裡加冰塊，我就把所有人都炸飛。

另一位助理律師是個有著啤酒肚的四十來歲男子，一張圓臉活像煎餅，臉上的微笑彷彿在說「錄影帶在我家裡，我可是照字母順序將它們排好，鎖在保險櫃裡的」。啤酒肚男子理著短短的小平頭；老爸總嘮叨著，說沒有髮型的人是信不過的。但是老爸這個說法，想必也是從電影上「剽竊」來的，而不是自己想到的。老爸好俏皮，好愛說笑。

我第一次見到啤酒肚圓臉男時，他的眼神定在我鎖骨正下方，強迫自己把厚重的舌頭縮回嘴裡，愉悅地嘶聲說：「小姑娘，這怎麼行呢？妳看起來比十七歲大得多了。」如果桑德當時不在場，他想必就要喘息，甚至流口水了。讓口水一路從嘴裡流下，滴到有夠緊的西裝背心上。我懶得告訴他：我成年了，滿十八歲了。現在，圓臉男坐在我左手邊。他還把公事包，以及裝滿紙張與卷宗夾的滾輪行李箱一起帶來了。已經清空行李箱，山一般的卷宗擺在他面前的桌上。他留在行李箱裡的，只有一本書（《一舉搞定—贏家的藝術》）和一把從小內袋突出來的牙刷。老爸和老媽坐在我後方第一排的旁聽席上。

那次考察不過是兩年前的事，卻已如永恆一樣久遠。我們班在出發前還先演練了一次，目的是要讓我們「了解場面的嚴肅」以及「能了解現場情況」。我很懷疑這樣做是否有效。不過我們從那兒離開時，克利斯特說我們「很守規矩」。他本來很擔心，以為我們會克制不住，開始咯咯傻笑、喧鬧、玩手機。他以為我們會像那些無聊至極的立法委員，準備呆坐在那邊玩手機遊戲、垂著頭呼呼大睡。

當克利斯特說明，法院審判不是兒戲，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命時，聲音可是肅穆極了（「各位，給我聽好！」）。我還記得他的聲音。直到法院宣告判決，任何人都是清白的。他一再重複。克利斯特說話時，薩米爾正襟危坐靠在椅背上，用一種所有老師都愛得不得了的方式猛點頭。他點頭的神態彷彿在說：「對，我都懂！你說的我全——都懂！你說得真對，真行，我沒有什麼要補充的。」

直到法院宣告判決，任何人都是清白的。這是什麼鬼話？從一開始，無罪的人就無罪，有罪的人不就已經犯罪了嘛。法院會弄清楚事情發生的經過，而不是判定什麼是真的，什麼又是假的吧？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們事發時都不在場，不知道誰幹了什麼，可不代表法院事後就能自作主張。

我記得，我跟克利斯特這麼說過。法院一直都在犯錯，強姦犯老是被判無罪。即使妳被大半個難民收容所的人強姦了，兩腿間還被插了一整箱的空酒瓶，他們就是不相信女生的話。針對性侵向警方報案，簡直是餿主意。而這也不代表：什麼事都沒發生，強姦犯啥事都沒幹。

「事情沒那麼簡單。」克利斯特說。

老師的回答都是些陳腔濫調：「很好的問題……」「我有聽到你說的……」「這種事不是黑白分明的……」「事情沒那麼簡單……」這些全都指向一點：他們連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。

不過好吧，如果要知道真相、知道誰說謊這麼難，我們無法確定時該怎麼辦？

我曾在某個地方讀到：「我們所選擇相信的，就是真相。」這聽來真是更混亂了。好像某人就能決定真假了？難道事情的虛實真假，會因為你問的對象而有所不同？是的，只因為我們相信的某人說了些什麼，我們就可以決定：事情就是這樣，可以「選擇相信它是真的」。怎麼會有人想到這麼白痴的事？ 如果有人告訴我，他「選擇相信我」，我馬上就知道，他其實非常確信我完全在說謊，只是假裝成相反面罷了。